这里有两点是很重要的：
第一，杜佑把《食货》置于《通典》各门之首，然后分别论述了上层建筑的一些重要方面。作者这一研究和表述历史的方法，可以说是在根本上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杜佑这一方法的理论根据是：“《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50]乍看起来，这些理论根据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集中了古代思想家在同一问题上的一些思想资料的片段而已。但在杜佑之前所有的史家，都没有像他这样重视前人的这些思想资料，并把它们作为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理论根据。可以这样认为，杜佑已朦胧地意识到物质生活本身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的《通典》一书以“食货为之首”的见识和方法，是中国古代史家“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51]的天才尝试。杜佑虽然从他的先辈那里继承了某些思想资料，但他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生命。本来只是某些思想片段，而在杜佑这里却成了一种史学观点和史学方法，成了一种学术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毫无疑义，杜佑取得了他的前辈们所不曾达到的思想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