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个人指定其日常生活程序的是社会。没有对规则和义务的服从，就不可能享受家庭生活，不可能从事某项职业，不可能参与日常生活的无数操心，不可能到商店买东西，不可能外出闲逛，甚至不可能待在家里。每一时刻我们都要作出选择，并自然地决定那与规则相一致的事情。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这个过程；这里无须我们费心。路已由社会标示出来；它就敞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循此而行。从荒野中辟路将需要更多的首创精神。在这种意义上，责任差不多总是自动形成的；如果我们在大多数通常的情况下服从责任，那么，这种服从即可界定为不费力的一种形式，即被动的默认。那么，这种服从表现为令人紧张的状态，而责任本身则表现为某种令人畏惧与不可回避的东西，这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显然是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即服从包含着对自我的压抑。这些情形是些特别的例外；但我们注意到它们，是因为它们伴以尖锐的意识，就像所有犹豫发生时的情况一样——事实上，意识就是这种犹豫本身，因为一种自动发生的行为过程是几乎不被注意的。因此，由于我们责任的相互依赖，又由于作为整体的义务是内含在它的每一部分中的，故一切责任都染有由某一种责任所特别赋予的那种色彩。从实践的观点看，这并没有什么不方便，在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中，甚至还有某种优点。因此，无论我们多么自然地履行责任，我们都可能遇到来自我们内心的阻抗。估计到这种阻抗是明智的，我们绝不能认为，一直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正直的公民，做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简言之，做一个诚实的人，乃是很容易的事。此外，在这种看法中又有相当的真理；因为尽管说在社会秩序之内能相对容易地做到这一点，但我们还是必须参与到这秩序中去，而此种参与就要求作出某种努力。儿童所具有的天然的不服从，教育的强制性，都是这种需要努力的证明。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个体实际上赞同了自己全部的义务，尽管他无须对每项义务进行考虑。尽管骑手只消让马驮着他往前，但他也仍需马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这样。说责任可以自发得到履行，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不真实的，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危险的。让我们把这一点确立为一条实践准则：对责任的服从意味着对自我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