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晚年，他仍认为：
我今天来分别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可以说共产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行，所以两种主义没有什么分别，要分别的，还是在方法。
这显然是源自于他说的“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民生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孙中山先生是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吸收、改造西方的学说，在这点上，他是无可非议的。他认为西方已有“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而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只有大贫与小贫的区别，所以上述法则不一定用得上了，他有他的一片苦心。我们不可以苛求他原封不动照搬这个那个。
无论如何，孙中山的“民生史观”，是近代史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有其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绚丽色彩。在他最后推倒了封建统治的殊勋上，这一史观的光辉就更显得灿烂夺目了。
4.17 李大钊： 向唯物史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