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把理想的人生社会分为两级。到达治国阶段的仅是“小康”世界，必待到达平天下阶段，才是“大同”世界。在治国阶段的人，终不免为己为私，化不尽家族观与国家观。必到平天下阶段，那时并不是没有家族，没有国家，但为己、为私的观念化了，变成为公、为众，这才是人生理想的至善境界之真实到达。其实这一境界，仍是人人修身、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之终极后效。《礼运》思想，还是儒家思想之推衍。但提高了“道”的地位，抑低了“礼”的地位，这已融受了道家观念。“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亦己融受了墨家观念。从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可达此境界。礼运不从纯墨家覌点所谓“视人之父若其父”立说，而接受其对于各爱其家不爱异家之攻击。并颇重经济生产立场，较之荀卿仅用经济分配观点来拥护礼之效用的说法又转了一方向。这些都可指出当时思想界，调和异家别派，希望获得更高出路之一种努力。
一九　邹衍与董仲舒
思想走上调和折衷的路，已经是思想的衰象，显示没有别开生面的气魄了。但中国古代思想真实的衰象，应该从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开始。仲舒在当时，见称为醇儒，由其专据儒家古经典立说。当时的学风，显然重在左右采获，调和折衷，仲舒亦未能自外。他一面是左右采获，一面又专据古经典，不能有更高更新的创辟与发挥，于是遂成为附会。其实仲舒思想的主要渊源，只是战国晚年的阴阳家邹衍，更使仲舒思想，由附会而转入怪异，遂使此后的思想界中毒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