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诗文的创作，应当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有这种认识的人，又岂止一个白居易。
总体来看，中唐史学之趋向于重视经世作用，并不是偶然的或孤立的现象。一方面，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它要求史学家把从现实去考察历史与从历史来观察现实结合起来，即把现实作为研究历史的起点和归宿。另一方面，经世思想在当时已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学术文化中的潮流。《通典》是这个潮流的产物，又是这个潮流的一部分，故而“大为士君子所称”[95]。
（四）通史撰述的复兴和新的史书体裁的出现
在西汉皇朝盛世，司马迁著《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成为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自东汉班固撰《汉书》，改通史为断代，此后数百年间，通史撰述甚为寥落，而断代为史则风靡一时。南北朝时，梁武帝曾命史学家吴均等撰《通史》600卷，北魏元晖也曾召集史学家崔鸿等撰《科录》270卷，这两部书都是通史，可惜都没有流传下来。隋末，陆从典试图“续司马迁《史记》讫于隋”[96]，但他并未实现这个著述计划。这表明，从南北朝至隋，一些政治家、史学家，还是希望在撰述通史方面能够获得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