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蒂恩的发现与荣格的发现是一致的。荣格认为，原型是一个基本的主题，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就是据此设计出它们自己的个别变式的。在大多数时候我们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些基本主题的存在，但却对此沾沾自喜，认为我们个人表达出来的东西完全是由我们自己所为。
阿道夫·巴斯蒂恩
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也花费了毕生精力研究普遍的文化特征和其中所隐含的无意识过程。他写道：“如果像我们所相信的那样，心灵的无意识活动在于把形式强加到内容之上，如果对所有的心灵来说，这些形式——古代的或现代的，原始的或文明社会的形式——都是基本相同的”，那么，我们就能获得一个对所有的风俗和习惯都有效的解释原则。列维-施特劳斯和他所属的人类学学派最终所关注的是“集体现象的无意识本质”。在这些集体现象之中并且为这些现象负责的，就是列维-施特劳斯所谓无意识的基础结构。这些概念和荣格的原型有如此明显的联系，因而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评论。但奇怪的是，列维-施特劳斯却总是假装无视荣格的理论。正如尤金·达基利（Eugene D'Aquili）和保罗·库格勒（Paul Kugler）所指出的那样，在这样做时他完全歪曲了荣格的观点。[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