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必须读一读近年来的一些陈述：“在聆听现场表演时，需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表演和事件上，而不是像一般认为的那样更多地关注作品”，或是“相比于我们谈论乐谱的惯常方式，乐谱所做的要少得多，而表演者所做的要多得多”。令人吃惊的是，音乐学术作者，如卡罗琳·阿巴特（Carolyn Abbate）和丹尼尔·利奇-威尔金森，仍需要写出如此显而易见的事情。除此之外，在历史知情表演那积极正面的遗产中还有一个让人讨厌的元素：它假设音乐与其他表演艺术不同，音乐表演的目标必须且必然是历史本真性。如利奇-威尔金森所说，这种理所当然的原则由更多的把关者强制执行，他们是音乐学院的考官、比赛评委、音乐会筹办者、批评家。而效果则是扼杀了创造力，破坏学生们自己作出决定的意愿。
这些无益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大家看到的古典音乐文化中最紧迫的问题：音乐会观众的减少。二十五年前，美国音乐学家劳伦斯·克雷默（Lawrence Kramer）已经敲响警钟。他说：“这种音乐有麻烦了，它的听众正在缩水、老化且过于白人化。”你可以猜到其中缘由。如果表演者要抹除掉自己，让音乐为它自身代言，这就违背了吸引观众、将音乐传递给观众、娱乐观众的基本观念。其结果便是以乏味的展示、舞台上呆板的姿态，以及单调得过于正式的服装来作为标准。颇具影响力的古典音乐批评家亚历克斯·罗斯（Alex Ross）说道：“古典音乐的首要问题便是那身礼服。”此外，还有不友好的古典音乐会礼仪，对新手听众来说更是具有排斥性的。例如，不管你多么狂热，在多乐章作品的乐章之间鼓掌都是不对的。这条禁令被当成是永久性的，但实际上它只能回溯至1900年——周遭听众的羞辱、冷眼则确保了这条禁令。音乐会曾传达出中产阶级的排外性，而且现场音乐体验中的社会和多元维度被削弱了，这意味着这种体验不会比录音带来的东西更多。许多古典音乐爱好者曾总结道，还是待在家里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