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迎汪外，中共中央认为对唐生智应采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抑制的办法，通过个人之间的亲密接触、民众的组织力量和俄国同志的影响等手段，促使唐生智左倾，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中共中央批评粤区同志存有“扶蒋抑唐”的观念和以蒋为独尊者的观念。在广东，无论国、共，均认为唐生智是将来最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处处防范唐、疏远唐、抑制唐。鲍罗廷在致加拉罕、陈独秀和维经斯基的电报中明确说：在广州，他宁要汪而不要蒋；在汉口，则宁要蒋而不要唐。中共中央认为这种观念是极端的错误。因为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比蒋表现得要好一些，蒋比唐更阴险狠毒。“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中共中央对蒋的不满与日俱增。
中共中央的对蒋政策致使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更为激烈。1926年10月22日，蒋介石接黄埔同学会报告，第四期学生“被人播弄，举动悖谬”，断定“从中C.P.或为之祟”，甚为愤恨，“暴怒形诸口舌”。11月上旬末，武昌一次军民集会上，工人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西九江。蒋大为恼火。与此同时，广州黄埔学生再次发出了“倒蒋”的声音。蒋闻之“不胜愤激”，“知后方学生为人利用，欲推倒校长”，慨言“三年来受尽屈辱，忍痛至今者，纯为总理革命使命，一手所扶植学生也，而今受人愚弄，胡闹若此，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一直处于焦虑、激愤的状态中，几乎难以排遣和自拔。他在1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历史无事实，事实决不能记载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