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越南还是中国与东南亚、印度以及罗马世界建立邦交、文化交流的前哨。如131年叶调国王（今印度尼西亚爪哇）派使者来中国，以及此后天竺（印度）和大秦（罗马）使者来中国，都是航海来到日南，然后在今越南归仁附近换船到广东，北上洛阳进谒汉帝。
第四节　对秦汉文化交流的思考
秦汉时代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飞跃时期。秦汉以前，华夏族的文明也是在各族不断融合的基础上，并在不断吸取外来文化的因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这时的吸收、融合乃是逐步的、渐进的或是局部的，而不可能是大规模地进行的。这是由于有限的疆域和割据形势所决定的。如战国时期“胡服骑射”变易衣冠者仅限于武灵王时的赵国；废揖让之容、变礼俗者，也仅限于秦国。秦汉时期，由于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建立，为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明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如秦朝统治者“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觯之鼓”[35]，正反映了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状况。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有意识地引进外来文明，使许多有益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进来。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汉向西域的通道，同时也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汉文化也通过使者、商队不断地传播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域外诸国，并影响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秦汉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规模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