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答案、这种主题、这种意义、这种目的、这种现实绝非是此在的。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也不是问题本身；通过这一答案，此在和彼在并不合二为一。然而，当人们在请求上帝时，他们在请求与他们自己的问题相吻合的答案，请求一种也是有限的无限，一个是彼在也是此在的神，请求也是人的上帝。对于满足他们问题的答案——赞美或谴责文明的、文化的或宗教式的答案无论其含义有多么好，都只是把人们与他们已经生活的世界联系起来，而不是别的吗？我们将把这个答案保留到永远吗？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出于什么理由，什么令人吃惊的理由使他们忍受我们，而且认为自己需要我们吗？如果我们暗地里相信这一答案，为什么不向人们公开承认自己不能说出上帝之语呢？或者如果我们真正地为这样说而后悔，或者为刚好以这种方式这样说而后悔，我们至少不可能把他们关于上帝的问题变为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为什么不把它当成我们布道的主题呢？
就这一点来说，在大多数时候，我一直记住教堂中的场景。然而，大学里的神学课堂上也奉行同样的基本原则——这完全脱离了这一事实——作为未来牧师的摇篮，这样一个课堂是一个教堂的附属物。神学是所有事情并不顺利，甚至大学的文学中也是如此的一个征兆，一个标记。存在一种学术的需要，在最终的分析中，作为被推论出来的东西，是与我们已经描述的一般人类需要相同的东西。众所公认，真正的科学本身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不只是表现在这一点或者那一点上，而是它基本的和最终前提是不确定的。每一门科学都清楚地懂得，在它的括号前面有一个减弱的符号，用这种静音符号通常泄露了秘密——它是那个恰好把整个科学都悬挂起来的关键点。它是问题的标记——必须被加到别的结构完美的逻辑之上。如果这个问题标记的确是每一个科学的最终根据，显然所谓学院体系是一个在无底的深渊中旋转的落叶的旋涡。问题的标记实际上是每一门科学的最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