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趁势戏弄辽使说:“贵国这副对子,我信手拈来即可,‘一宫清慎廉’,‘一阵风雷雨’,‘半桶泥涂浆’……”弄得辽使晕头转向,羞惭万分,只得自认下邦,狼狈而去。
李定、舒亶弄巧成拙,反帮了苏轼的一个大忙。在高太后的支持下,苏轼在一年之内连升了三次官,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其职权在副宰相以上。
司马光任宰相以后,当然要废除新法,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三月,司马光主持政事堂会议,要求五官以上的朝官全参加,中心议题是全盘废除王安石所行的新法。苏轼在被贬的过程中,亲眼看到了新法推行后的一些好处,觉得不应该全盘废掉新法,因此,他反对司马光的主张。
对于王安石的新法,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能全盘否定。北宋以后,“冗官、冗军、冗费”十分严重,王安石主要针对“三冗”,精简机构,收拢权力,提高效率,发展经济,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王安石用人不当,再加上守旧派反对,推行不力,新法实行了十几年确实未有大的成效,原来的问题反而显得更严重,因此,司马光当然要废除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