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铺叙”是指记述，“别裁”是指见识，铺叙多于别裁，即记述胜过见识，使人苦读史书而难得增长见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是绝对的。中国史家历来重视“别裁”，从孔子重“义”到司马迁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从刘知幾所论“独断”之学和“才、学、识”三长到章学诚推重“史意”和“别识心裁”，反映了重“别裁”的传统。历史典籍的积淀，本是好事，但若处置不当，也会为其所累。梁启超所论，提醒了人们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至于“创作”，梁启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这是肯定了他们在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其中推崇郑樵《通志·略》，似可看作是介于纪传体与典制体之间的人物），对于其他众多史家，梁启超则一概否定他们的“创作”。其实，这里是大有思考余地的。第一，中国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样的创造，为世界史学上所罕见，实为难得。这本是一大优胜之处，应充分肯定。第二，中国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刘知幾、章学诚、王夫之、顾祖禹、崔适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韬、黄遵宪、姚莹、张穆、何秋涛等，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多有创造；即使像班固、李涛、马端临等，在原有的体裁基础上，也不是没有任何创造。第三，“因袭”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编撰的连续性，这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历史编撰的发展，对于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似不能认为“中国之旧史”是“不能创作”的“因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