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让我选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种。我想，二千年来，愚公的行为对人们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在大跃进期间放卫星、蛮干，说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嚷着要几年经济超英美等，大张旗鼓地提倡发扬愚公移山精神，认为人定胜天。我们无限夸大了个人精神的作用，把漫无边际、不合实际的想象当成现实，把违背科学精神的冒进，赶超蛮干当作一种英雄行为，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位置，结果以严重受挫而告终，其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相比之下，我深深佩服河曲智叟。在愚公异想天开、头脑发热、想要蛮干的时候，他却十分清醒和冷静。他曾阻止愚公说，你的脑筋怎么这样糊涂啊？凭你们的力量，怎么对付这些土石呢？我想，任何掌握一点常识的人都认识到智叟观点的正确与明智。
不公平的是，智叟这句闪着科学精神光芒的逆耳忠言，却遭到了愚公等人的反击，竟然说智叟的思想太顽固了。继续干他那种缺乏可行性调查、劳民伤财、不可能成功的“移山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