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多元性与本土性，使后现代主义共通的激进解构和反叛，带上了几分宽容、几分冷静。在解构传统历史观的同时，中国的文人后现代主义对生命观和语言观的重构，表现出的建设性和积极稳健的文化整合倾向，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使它更能投合中国人的中庸心理，从而也更“符合国情”，具有现实可行性。这里我们以《女娲的语言》中的其他几个组诗为例略加说明。
先说生命观。《东方智慧》和《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走的仍是让文人们铭心刻骨的“历史-文化”的轻车熟路，只是与传统的或现代的咏史诗和怀古诗已南辕北辙，诗不再是历史现象与文化灵魂的简单反映或表现，因其生命底蕴——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已成为“支撑历史的根基”(47)。这就从“历史-文化”探究到了更深层也更表层的“人”。具体而言，《东方智慧》避开当时流行的“寻根”与“掘根”的文化决定论视角，从本土文化潜在的精神内核——传统诗艺与“诗的意象结构”（如李商隐的夕阳、陶潜的菊、李贺的红雨……）切入人的诗性存在，以体悟、洞见作为文化的“东方智慧”的生命本质，它那澄澈明净的“无时空体验”，及其内在化的“生命时间”的内蕴和奥秘。《司马迁的第二创世纪》，是继司马迁之后对历史和“生命的历史形式”的再一次“创世”般的书写（“第二”乃相对女娲创世而言），是对传统的“宏大叙述”、经典阐释以及权威话语的挑战和反讽。诗人把《史记》中的历史边缘人物（聂政、孙膑、项羽、虞姬、褒姒等）推到历史的前台，以民间性和体验性重塑被主流社会损害和被主流话语侵蚀的个性化的生命形象，表达“生命因为残缺而完整”的反主流生命观。诗人“发现”与“重写”历史的目的，不在我们常说的“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是试图为被文化抑制的生命及其历史形式提供某种释放的可能，尝试从“文化-历史”和“知识-权力”等不乏惯性倾向和暴力遗迹的话语网络中突围。用诗史做比譬，诗人在宋诗的沉重外表下，蕴含的是唐诗自由不羁的灵魂。这是中国式文人后现代主义的沉重之处（文人性）与轻松之处（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