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听到此处，面带怒容，便接着说道：“哥哥，你说我崇拜法国，我倒不是崇拜法国。我看哥哥在德国念这几年书，这些口气倒有几分像崇拜德国人。这还罢了，怎么连那俄罗斯大民贼坡鳖那士德夫的放狗屁议论，都要附和起他来。你说议院政治还是少数，不是多数，那里知道这少数和那民贼的少数正自不同。这政党首领人数虽少，却是代表全党的意思，该党若是多数党，便是代表多数国民的意思了。政党彼此互争权，不管他出自公心还是私心，总而言之，是一定要巴结百姓，在新闻纸上，在演说坛上，讲他自己的政策怎么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若讲得没有道理，那国民肯听他吗？若讲得到做不到，那国民肯容他吗？这样看来，任凭他就拿这些方法当作争政权的手段，却是国民已经于不知不觉之间实受其益了，何况政党政治，在朝党稍有一两件事不尽责任，国民便鼓噪起来，他立刻便要辞职，让与别党，虽是少数人代理国事，却不是少数人把持国事代理与把持之别最要分辨清楚。怎么好藉口于天然不平等，赞民贼教猱升木呢？至于讲到时势吗，那一代的时势，不是靠些英雄豪杰造出来，若是没人去造他，只怕现在的欧洲还是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未可定哩。哥哥，不讲时势便罢，若讲时势，我想现在中国的时势，和那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的时势，正是同一样哩。卢梭、边沁他们的议论，在现在欧洲自然是变成了摆设的古董，在今日中国却是最合用的。哥哥，你说我躐等而进，哥哥，你想跳过这人民主义的时代，便闯入这国家主义的时代，这真可算躐等而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