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对那些所谓极端守旧的主张而言，张之洞主要从正面阐述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及唯一原则。他主张今日中国如欲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在教育体制上作根本性的变革，诸如设学堂、广译书、变科举，以及创办报纸以广中国人的见识、长中国人的志气等等，这些都是张之洞竭力主张并身体力行进行推广和实践的。
对康有为等人的激进的政治、学术主张，张之洞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康、梁对儒家学术精神的曲解，如果任其发展，将危害极大。他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这实际上是在正面批评康有为所主张的今文经学，以为康有为仅仅凭借《公羊》今文经学的主张，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给中国的未来增添无穷的变数。
张之洞对康、梁政治及学术主张的最大不满，主要在于康、梁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的基本估计方面。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价值时，张之洞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坚持以儒家伦理、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中国人的价值新体系，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确切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