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朱熹的有陆世仪、陆陇其、吕留良、张履祥。
陆世仪（1611—1672年），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著有《思辨录辑要》等。他尊朱，但不争门户，说：“鹅湖之会，朱陆异同之辨，古今聚讼，不必更扬其波。”[4]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不应大惊小怪。至于后儒各立宗旨，各分门户，互相诋毁，非朱陆之争原貌。他认为，程朱的“居敬穷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入门功夫，皆可以至于道。当有人问及陆世仪的为学宗旨时，他答道：没有宗旨。大儒决不立宗旨，应触类旁通，博大精深。陆世仪反对空谈积习，主张经世，把封建、井田、学校视为治国的大纲。他也重视教育，在所主持的书院聘请诸专家名士主讲，积极倡导“切于用世”的六艺实学。
吕留良像
清初谈朱学的还有陆陇其。他与陆世仪并称“江东二陆”。陆陇其（1630—1693年），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著有《三鱼堂文集》。他早年徘徊于朱王之间，受吕留良影响，成为朱学的笃信者。与陆世仪不同，陆陇其以钦定的“洙泗干城”、“程朱嫡派”为理学正统宗师。他认为，阳明之学不熄灭，则朱子之学就不会受尊重。
吕留良（1629—1683年），字用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著有《四书讲义》、《吕晚村先生文集》。他通过“尊朱黜王”以期正人心，救风俗，唤起知识界的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天下辨理道、阐绝学，而有一不合于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耳。”[5]吕留良生于明清之际，明亡的现实促使他致力于经世之学，把探寻“治乱之源”作为为学宗旨，尊朱从属于其经世的目的。他借助时文评选的形式阐发朱熹《四书集注》中的政治思想，不仅主张恢复三代封建、井田、学校旧制，重申“君臣皆为生民也”，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夷夏之际”。在他看来，“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但“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6]。这种民族意识既是明清鼎革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清廷高压政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