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非法输入普鲁士的这些著作,有白尔尼的《吞食法国人的人》四册,以及他的《巴黎来信》六卷本。[58]威廉·格雷培对他读过的这些著作显然不为所动,而在1839年11月13日至20日的信中,青年恩格斯将白尔尼描述为“神来之笔”,并希望在两个朋友再次见面时,将威廉·格雷培变成一个白尔尼的发烧友。[59]
海涅,这个流亡法国的人,试图将德国哲学和法国激进政治学统一起来。青年恩格斯将自己称作“海涅笔下的新汤豪塞”[60],但认为这个“新汤豪塞”目前的状态是“筋疲力尽”[61]的。白尔尼也处于流亡法国的状态,他已经超越了海涅,成为将德国哲学和为1830年革命释放的法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施洗者约翰”。
然而,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最先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政治革命的独特性。《论德国和宗教的历史》出版于1832年,认为德国哲学将最终导致一场政治激变。海涅认为,路德以来,德国就成为哲学沉思的中心,但他相信产生于16世纪的传统将在19世纪演变为一场政治激变。德国的独特性在于,革命实践将从理性主义理论中产生。[62]